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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勋章”获得者刘贵今大使与刘鸿武院长的“非洲学术之遇”

发布时间: 2021-07-07 19:15 来源: 金华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浏览次数:   

经中共中央批准,“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于6月29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首次颁授“七一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首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外交部原正司级大使刘贵今获得习近平总书记颁授“七一勋章”,成为首批29名“七一勋章”的获得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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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为刘贵今大使颁发“七一勋章”并合影留念

刘大使是一名资深的驻非外交官,他对国内高质量开展对非研究、高水平培养对非人才有着强烈的迫切感以及独到的理解。他支持浙江师范大学建立了中非国际商学院并担任院长,为培养年轻一代极力奔走。与刘鸿武院长一起倡议、促成了中非智库论坛的成立,随后多年一直关心、支持中非智库论坛的成长,先后8次出席中非智库论坛(至今共举办了9届会议),或发表演讲或接受记者采访或与非洲使节、学者交换意见。

多年来,刘贵今大使与刘鸿武院长在共同推进中国非洲研究事业的实践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彼此间的理解,他们有着对非洲共同的赤诚之心,四十年来在中国和非洲之间不断行走、观察、思考并积极推动中非关系的发展。2009年,刘贵今大使和刘鸿武教授还一同当选“中非友好贡献奖——感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

10年前,刘鸿武院长专访刘贵今大使的文章《出使非洲三十载,回首一笑世事新——访中国政府首位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大使》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报》国际版(2011年7月7日)”中国驻非大使访谈录“专栏。文章从学术视角,解读了刘贵今大使的外交生涯以及对中非关系的理解、促进。现本公众号编发此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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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8日,时任副主席习近平出席浙师大非洲研究院主办的“纪念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0周年学术研讨会”后,与刘鸿武院长、时任浙江师范大学校长吴锋民、刘贵今大使握手交谈。

【访谈人简介】

刘贵今:山东省人,中国资深对非外交官司,自上世纪70年代初起先后任外交部办公厅科员、肯尼亚大使馆三秘、二秘,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参赞,外交部非洲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1995年-1998年驻津巴布韦大使;2001年-2007年驻南非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2007年5月10日,任首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事务特别代表。

刘鸿武: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创始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使非洲三十载,回首一笑世事新——访中国政府首位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大使


刘鸿武:刘大使您好,您从事对非工作近四十年,1981年您首个出使的非洲国家是肯尼亚。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肯尼亚是东非重要国家,中肯关系过去也出现过一些问题,您到任时情况怎样,您与肯尼亚莫伊总统有何交往?

刘贵今:我在肯尼亚期间,当时正是丹尼尔·阿拉普·莫伊总统在位,莫伊总统曾经两次访华,他访问后中肯关系有大幅度的改善,他对中国还是很友好的,我也多次有机会见到总统本人。60年代后期中肯关系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那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中国的外交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有人邀请肯各界代表到使馆参加招待会,然后发放《毛主席语录》,这些参加招待会的人拿回去以后,有的偷偷扔掉了,有的被警察逮住关押起来,当时肯尼亚认为中国向肯输出革命,因此他们不仅禁止《毛选》、《毛主席语录》在肯出版,还禁止外文出版社的出版物在肯尼亚发行,一直到我去肯尼亚工作期间这个禁令仍然有效。肯严格限制中国外交官在内罗毕地区旅行,规定如果超出内罗毕地区五十公里,必须跟(他们的)外交部打照会,让外交部批准,然后你才能去。另外,你还会经常看到有一些保安部门的车辆在后面跟踪。这是我刚去肯尼亚的时候。莫伊总统访华之后,他对中国的态度明显好转,认识到我们中国并不像干涉肯尼亚这样国家内政的国家,莫伊讲的两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他到处去讲:“我到中国去,去了好多地方去访问,我没有看见一只苍蝇。”另外还讲了一句话:“中国人像蜜蜂一样勤劳,这一点很值得肯尼亚人民学习。”像这样的评价很多老百姓都知道。莫伊当时要求跟中国加强文化交流,他给我们时任总理写信,希望中国为肯尼亚培养杂技团。我刚到肯尼亚的时候,曾经管过一段文化,那时正好是我们广州杂技团在为肯尼亚培养杂技演员,当时肯尼亚挑选了几十个孩子,在广州接受了良好的培训,最后这个项目取得了成功。除了肯尼亚之外,这个杂技团还在周边的许多国家演出,后来我听说这个杂技团解体了,但是他们的成员还自己带徒弟,在其他国家也带出了一些小的杂技团。中国杂技在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这段时间之内,在东非地区广为流传。

刘鸿武:上世纪70、80年代,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这两个东非国家选择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很不一样,当时您观察的实际情况怎样?您怎么看非洲的发展道路?

刘贵今:是的,当时我在肯尼亚使馆工作期间也十分关注这个问题。当时坦桑尼亚搞的是“乌贾马”(集体化)社会主义,对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害,很显然这种道路不适合坦桑尼亚的发展。我记得,肯尼亚相反,搞的所谓的混合经济,出口替代型经济,比较适合非洲的国情。当时肯尼亚吸收了相当的外资,我曾经陪着当时杨克明大使参观过它的一些加工业,比如南非在肯尼亚的一个啤酒生产工厂,这就是外资。另外,我印象很深刻的还有一个荷兰的化工公司在肯尼亚生产洗衣粉。这个啤酒和洗衣粉在当时算不上奢侈品,但是确是老百姓相当欢迎并且必须的生活用品,在肯尼亚市场上供应充足。当时肯尼亚确实是一片歌舞升平,经济发展,社会也相对安定,老百姓对当时的现状都比较满意,这也与肯尼亚搞相对温和的、有市场经济成分的混合经济有很大关系。我刚去肯尼亚的时候,它和坦桑尼亚的关系还比较僵,因为他们过去曾经发生过一些矛盾,东非共同体也已经解体了。作为外交官我们享受一点特权,我们穿过肯坦边境,坐车去坦桑尼亚境内旅游,经过阿鲁沙,然后到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一个小的旅馆住宿。在那里我们看到坦桑人是多么渴求肯尼亚的产品,比如说洗衣粉和啤酒,他们把啤酒看作一种奢侈品,如果朋友聚会,三两个朋友分享一瓶啤酒,也被视为很大的luxury(奢侈)。肯尼亚的先令名义上讲和坦桑尼亚的先令是等值的,可是到那个地方去后,很多人要和你换肯尼亚先令,一个肯尼亚先令可以换三个到五个坦桑尼亚先令,当然作为外交官我们不能到黑市上换钱,但是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当时发展的差距是很明显的,肯尼亚比坦桑来讲要发达的多,肯尼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比坦桑尼亚高得多。

刘鸿武:上世纪90年代初非洲出现多党浪潮,在各国都发生政局变动后,莫伊却坚持了很长时间,直到2007年才不再担任总统。西方曾批评莫伊独裁专权,您怎么看后来肯尼亚向多党制过渡,及多党选举与非洲部族问题?

刘贵今:从肯尼亚情况来看,多党制基本上是西方强加给它的,从莫伊总统本人来讲,他是不想搞多党制的。莫伊曾经有句名言:“部族主义是非洲的癌症。”另外他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多党选举实际上是部族人口统计,有多少个部族就有多少个党。”从这几句话中就可以看出来,他对多党制是采取抵制的倾向。他认为,哪个部族的人多,哪个部族投票的人就多,这个事情确确实实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从莫伊来讲,他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的。当然,我认为多党民主这个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它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它的人民群众要求搞多党选举制,我认为可以自然地去搞。如果是外来的,强加的一种多党民主制,它并不适合非洲的国情。

刘鸿武:非洲的民主化进程与国家能力建设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您是否认为在当代非洲,建设一个有效能的中央政府,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可能是国家实现发展首要的问题?

刘贵今:这个问题我觉得针对不同的国家,恐怕有些不同的情况。比如那些多党民主制已经建立,并且比较成熟的国家,当然,它是能带来长久的稳定的,像毛里求斯,南非,博茨瓦纳,加纳等等,这些国家相对来讲是比较成熟的,已经摸索出一个比较适合它们本国国情的机制和体制,它们是借鉴了西方的多党民主,但是又多少带有一些非洲的特色。但是对于有一些国家,长期以来部族矛盾比较严重,贫富悬殊也比较严重,存在一些地缘上的对抗,并且曾经发生过动乱的情况的一些国家,它们是不是要走所谓民主化的道路呢?当然,我并不否认,它们也需要,但是,究竟要怎样走向这条路,它需要有自身发展的一个过程。如果要人为地强行地打断这个过程,往往会失败。不管怎么样,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体制,走什么样的道路,它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历史,以及社会的发展决定的,外来的东西和强加的东西恐怕不适合它们。我想,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

刘鸿武:您1991年去埃塞俄比亚没多久,门格斯图政权就被推翻了,这个政权也曾经宣称搞“社会主义”,而且中国有一段时间和它的关系走得还比较近,当然,也包括苏联,您能不能讲讲当时刚到埃塞的感受和您怎么处理和新政权的关系。

刘贵今:我刚到埃塞的时候应该是1991年年初,到那里没有几天索马里总统被推翻,从此索马里就陷入长期的无政府和动乱状态。当时埃塞俄比亚的内战正是激战正酣的时候,5月份,门格斯图政权被推翻,现在的EPRDF(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简称埃革阵)上台,我正好经历了这个动乱和变革的时代。过去的门格斯图政府,中国是和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新政府上台之后,特别是梅莱斯总统,他是一个很有远见,很有抱负的领导人。1991年5月26日,EPRDF占领亚的斯亚贝巴,标志着取得全国的胜利,在这之后,埃塞的社会治安明显的好转。我刚到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听到不停的枪声,这枪声并不是发生战斗,而是当时居委会,联防队他们晚上值班巡逻为了壮胆,不停地放枪,我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听着枪声入眠的习惯。到EPRDF进入亚的斯亚贝巴后,马上那个枪声就停止了,晚上基本上听不到枪声了,晚上静得出奇的可怕,睡觉也不习惯。在EPRDF进城之前,我们都收听了它的广播,他们在广播里讲:“现在有些人造谣,说将来埃塞俄比亚会发生动乱,但是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各国驻埃塞的使团,请你们把自己国家的国旗高高升起来,我们到了之后会首先保护你们的官舍。”我们是在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关闭之前两个小时才撤出了我们的人员,我们的专家,以及包括大使在内的一些外交官和家属,只留下一些最必要的人员。我当时是担任临时代办,我们留下六个人,我们也设想了各种方案,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EPRDF占领亚的斯亚贝巴第二天,梅莱斯就约见我,我很可能是中国官方见EPRDF的最早的一个官员。他一见我,我当时的心里就放心了,梅莱斯这个人前额特别宽阔突出。我跟陪同我的那个二等秘书讲:“你看,像不像列宁的前额?”,他还有一个很机智的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我一下子就对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向我娓娓道来:“中国跟埃塞俄比亚有着良好的关系,过去你们帮埃塞建了很多项目,这些项目埃塞人民是从中受益的,比如你们在北方建的公路,我们称之为‘中国路’,我们曾经开着坦克在公路上打门格斯图的军队,那条路状况很好。希望中国继续支持埃塞的发展,给我们建更多的像在北方那样的‘中国路’”。后来我去看了那条路,确确实实是砂石路,在崇山峻岭之间,质量是相当的好。然后梅莱斯又讲:“你们不用担心,EPRDF执政之后,我们会和中国发展更友好关系,搞更多的合作项目,我们百废待兴,需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需要中国兄弟的帮助。”我听了之后很放心,我也向他做出了一个承诺,我们中国政府不会因为政权的改变而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将会继续同埃塞俄比亚人民保持长期的友谊,并且同新政府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关系。过渡还是相当平稳的,所以现在埃塞成为一个同中国合作的很重要的伙伴。现在的亚的斯亚贝巴就像一个很大的建筑工地,到处都看得到中国的存在。

刘鸿武:当时梅莱斯政府是怎么处理老皇帝之死及与门格斯图政权关系这一历史问题的?

刘贵今:门格斯图是很残暴的一个统治者,长期的内战也造成埃塞俄比亚的生灵涂炭,新政府对门格斯图是完全否定的。EPRDF进城不久,有人从可靠的消息打听到,老皇帝是被门格斯图害死的,埋在总统府的一个仓库下面。由于门格斯图比较迷信,他是让人用枕头把老皇帝窒息而死,然后把他埋在仓库下面,上面打上水泥,也有人说是卫生间。新政府邀请各国使节去作为现场的见证,但是报的地点并不是很准确,我在那里等了四个小时还没有挖出来,等我吃完饭再去,尸体已经挖出来了,最后还是找到了。原来门格斯图担心老皇帝的魂灵会去缠扰他,所以把他压在水泥地下面。后来新政权把他装在一个很高级的大理石棺材里,摆放在三一教堂。这也可以说是让历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了。


一定程度上,一代一代外交官的成长史就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史。波澜壮阔的中国对外关系发展史也浓缩在一个个生动的、具体的、鲜活的外交官的个体生命当中。刘鸿武院长在《中非关系70年与中国外交的成长》(载于《西亚非洲》2019年第4期)中,专劈篇章,从中非关系与中国外交之能力建设的角度,专门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一代在中非关系发展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优秀外交官及其外交能力发展。

原文阅读请点击下面链接:

刘鸿武、林晨 | 中非关系70年与中国外交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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