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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公陈望道身边的日子

发布时间: 2021-05-18 10:00 来源: 金华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浏览次数:   

这几天,杭州高级中学(杭高)准备发放第二届“望道奖学金”,奖励在人文科学方面表现突出的师生。该奖学金由杭高1957届校友季清如为弘扬陈望道理想和信仰,于2019年杭高120周年校庆时设立。季清如是陈望道的外孙女,父亲季鸿业曾任金萧支队第八大队大队长。1953年至1977年期间,她陆续在外公陈望道身边生活了多年。

从鲤鱼山到大上海

外公陈望道16岁时,由父母包办与我外婆张六妹结婚,育有两男两女,两男早夭,我是他次女陈次莲的女儿。

我的祖父季正钦和外公的父亲陈君元两家都在义乌西部山区,一个在鲤鱼山,一个在分水塘。

我的父母年幼时就互相认识。1927年至1933年,母亲陈次莲随外公去上海“立达学园”上学。父亲季鸿业1930年年底至1935年在上海政法学院预科和持志大学法律系学习,两人因共同的理想和信仰走到了一起。

在外公的支持下,父亲从上海回到义乌参与抗日救亡,之后在党领导的新四军浙东纵队金萧支队第八大队中成为骨干,1943年9月至1944年3月任“八大队”队长。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父亲屡遭通缉,母亲为保证我们的安全,把我和年幼的弟弟带离鲤鱼山,在兰溪一户赵姓人家暂住,我的名字也被改为“赵竹如”。母亲既要为部队做后勤保障,又要照顾我们姐弟,积劳成疾,于1950年10月撒手人寰。

1948年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浙赣线“路北县政府”县长。全国解放后,他先后任兰溪县县长、金华专署法院副院长、浙江省高院民庭庭长。

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回到老家务农。外公经常给父亲来信,鼓励他坚定信念:“虽然你现在觉得委屈,但是你还是应该相信组织、相信党……听说你自学中医,不计报酬为山区人民治病,解除他们的痛苦,这是天大的善事,要坚持做下去……”

外公回乡次数不多,但从未忘记家乡。有一次和我丈夫谈到家乡的教育时说:“鲤鱼山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孩子们要走几十里山路去上学,清如就是这样的。年轻时,我非常希望把这些山炸平,那样村民和孩子就不用那么辛苦,也可以接触到外面的新事物,不至于成为井底之蛙……”现在,杭金衢高速公路设了望道互通,到分水塘、鲤鱼山都方便了。

1953年寒假前,我在杭州上初二,接到了外婆蔡葵的来信,叫我寒假去上海。那是我第一次去上海,也第一次认识了外婆蔡葵,当时他们住在复旦大学附近的庐山村17号,后来迁居国福路51号。

难忘的国福路51号小楼

外公陈望道在前妻去世多年后,于1930年和蔡葵(蔡慕晖)结婚。蔡葵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35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复旦大学外语系教授。他们婚后没有再生育,外婆对外公的孩子视如己出。在我母亲去世、父亲被打成右派的艰难时刻,她对我说:“你只管读好自己的书,其他的交给我们。”

每当临近假期,外公外婆都会问我:“什么时候放假啊?放假就来上海吧。”起初我都照实说哪天放假,他们就会一直等着,如果日程有变,则会非常着急。后来,为免他们担心,我就故意把放假日期往后说几天,这样每次我都会“提前”到达上海,给他们一个惊喜。好几次我到上海时已是深夜,他们都休息了,但我进到国福路51号三楼我的小房间里,总会看到他们精心摆放的鲜花、水果、蛋糕和写着“欢迎亲爱的外孙女清如回家”的卡片,让我倍感亲切。

外公整天忙于工作,外婆揽下了家里大大小小事情,以至于把外公“宠成”了对生活常识知之甚少的人。记得有一次外公生病住院,我和丈夫去上海看望他。到饭点了,他让我俩出去吃饭,我们说等一下回家去吃,外面吃要上海粮票或全国粮票,我们没有带。外公惊讶地问:“吃饭还要粮票啊?”

外公很少喜形于色,和外婆之间的感情表达不像年轻人那么张扬,而是心心相印的灵魂交融。外婆在美国留学期间因病做手术,为了不让外公担心,一直瞒着他,如果外公有一点不舒服,外婆就寝食不安,总觉得自己没把外公照顾好。

1964年外婆蔡葵逝世后被安葬在上海龙华公墓。文革时期,公墓被毁,外婆的墓也未能幸免,我和他们的养子陈振新从乱石堆里扒出被水泥包裹着的骨灰盒。后来,外婆的骨灰盒一直摆放在外公的书房里,直到10年后外公才将她重新安葬。

我的丈夫因酷爱读书,和外公成了忘年交。每次去上海,他就钻进外公的书房,如饥似渴,爷孙俩热烈地交流读书心得。外公也教了我丈夫很多人生道理:“你们要自力更生,不能躺在前辈的功劳簿上过日子,陈望道不能给你们带来任何特别的待遇,你们要有一技之长,你脑子里的知识谁也拿不走,它才是你们的立身之本。”

那几年,国福路51号经常有这么一个场景:外公坐在院子里看书,旁边地上放着一沓书,我女儿则坐在那沓书上陪着他,吃着家里阿姨给外公准备的水果,画面很安静也很温馨。有时外公就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院子的一角,看着孩子们追逐嬉戏,享受天伦之乐。

外公从未用权力为家人谋私利

新中国成立后,外公身居高位,但他从未用权力为家人和亲戚朋友谋过私利。他一生敬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常说:“我要向他们学习,要过家庭关、亲戚关、朋友关,你们都要自力更生。”

1957年初夏的一天,我在杭高的布告栏里看到“著名教育家陈望道先生将于x月x日来我校讲学……”的通知,得知外婆将随外公一同前来后我非常高兴。可那天左等右等也不见他们的身影,我跑到校长室一问才知道早晨外婆突然生病,讲学取消,我听完当场就急哭了,校长这才知道我是陈望道的外孙女。

同年我参加高考,我一直希望报考复旦化学系,但是外婆病后希望我能学医并考到上海,所以我在高考前不久临时改变志愿。虽然我最终考上了医科大学,遗憾的是未能被第一志愿上海第一医科大学录取,去了第二志愿浙江医科大学。当时外公是华东高招办主任,如果他去打个招呼,可以如愿以偿,但外公外婆没有那么做。

196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时,外公依然没有插手我分配的事,任由学校将我和先生分配到了嘉兴的医院。今年五一节前我动手术,当年医大的老同学还在说,“你们(我和丈夫是同学)那个时候怎么一句都不说是陈望道的外孙女,我是当时分配小组的,完全可以把你们分配得好一点的啊”。

我和丈夫到嘉兴工作期间,外公常常写信给我们,询问我们的生活,更关心我们的思想。1964年外婆蔡葵去世后,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见外公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主动提出把我们夫妇调到上海,照顾他的日常起居。外公拒绝了,说“让他们在下面锻炼锻炼吧”,结果我们夫妇在嘉兴一直“锻炼”到了退休。

外公在1968年5月9日的来信中说:“我向来关心国事、校事比关心家事为多,直到蔡先生病重乃至病死之后,家事无人管,才稍稍注意一点,但仍以关心国事、校事的态度关心家事。对于亲戚朋友或自己家中的青年也都当作接班人看待……”

外公有私人专车,外婆有时候出去办点事想叫他顺便带一下,可常常是等她拿好东西赶出来时,外公的车子早就开走了。我和丈夫是医生,只要不是需要住院治疗的疾病,外公经常是写信请我们诊治,自己掏钱让我们帮他在嘉兴的医院里配好药寄过去。而对外人则是另一种态度。至今,复旦大学仍然流传着关于外公的各种故事。外公经常在校园里散步,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是校长,在学校里多走走,可以让大家认识我,有什么事情就可以及时向我反映。”看到一位教授经济拮据,考虑到知识分子的面子,他就非常艺术地请该教授“帮忙花钱”;学校修校门资金不够,他自己出了一半钱,并说“一个革命者一旦人格金钱化了,那就堕落到旧路上去了”。

设立奖学金传承望道精神

我们全家在外公身边度过多年,孩子们也对位于复旦大学邯郸校区的国福路51号很有感情。2000年前后,我女儿到上海工作,重游这座留下她孩提时代美好记忆的陈望道故居,眼前破败失修的景象让她很难受,她想自己花钱来修缮,后因种种原因未果。在《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出版100周年之际,政府对这幢三层楼故居进行了修缮,以“信仰之源”为主题打造成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陈列馆,这也了却了我们的一桩心愿。

我们一直想再做点什么,于是在杭高建校120周年时,我决定拿出多年的积蓄,在母校设立“望道奖学金”。我的子女对此非常支持,帮我完成了这个心愿。

回顾外公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追求历程,发生在杭高前身浙江第一师范校园的“一师风潮”对他影响非常大。从那之后,他更加明确了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去救中国。杭高同样也让我收获了丰富的知识和美好的青春记忆,每当我给获奖的优秀孩子颁奖时,我内心非常高兴。我希望“望道奖学金”将来不仅仅面对杭高,它可以面向全省甚至全国,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使它成为外公陈望道人文学术、信仰精神非常好的传承渠道。

采 访 手 记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出了一大步。

打开陈望道先生一生“追求真理”这本历史教科书,他的高风亮节,构成了《共产党宣言》精神的鲜明注脚。他是卧薪尝胆的播火者,多少青年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他是寓庄于谐的演说家,每每吸引听众慕名而来击节赞叹;他是专心致志的学问家,《修辞学发凡》奠定了中文修辞学的基石;他更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艺术家,在编辑《新青年》时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导向,编辑《太白》发动大众语运动推广白话文,以及数十年利用教职掩护地下党员保护革命力量……

本文通过陈望道先生外孙女的视角,撷取望老生活中对后辈公私分明、严管厚爱的几个点滴,希望读者藉此感受这位金华先贤的品行和情操,更真切地触摸这位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引路人。(讲述:季清如 整理:记者 阮锋)

制图

季清如女儿和望老在一起 1956年暑假,季清如和陈望道蔡葵夫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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