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福建的大深山，因为被抽壮丁离开家乡来到金华，成为国民党士兵；因为打日本鬼子受伤，被部队抛弃在义乌；因为脚部受伤，为了求生受尽折磨，当过乞丐，做过长工；因为孤身一人无家无业，自愿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因为部队要求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无家可归的他只好在民政局里等待……经历了无数磨难以后，李为法在义乌生根发芽。
多年以后，回忆往事，老人依然泪流满面。“每次想起过去，我就忍不住地流泪，只是如今流下的大都是包含幸福感恩的泪了。”人间正道是沧桑，老人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这个道理。
被抓壮丁来到金华
我叫李为法，今年92岁，义乌市北苑街道后明塘村人，旧村改造后，属于凌云六区。一说起过去，我就会忍不住流泪，因为我的过去真的太可怜了。
我老家在福建一个很小的山村里，那里交通闭塞，离最近的乡镇都有几十公里路。因为家里穷，我很小的时候，4个月大，家里就差点把我卖掉了。后来，父母又生了一个儿子。
小时候生活很艰苦，根本没有机会读书，从小我就给人家放牛。那时家里穷，在外面放牛，中饭是没得吃的，我就在野外烤番薯吃。我15岁时就会耕田，16岁时家里想把我卖给人家做儿子，后来没卖掉。18岁那年，因为被抓壮丁，我从家乡那山沟沟里出来了。
18岁那年，乡公所到我们村里抽壮丁。我们这些够到年龄的人都睡在地上，一句话不对，他们就几个巴掌过来。我们都哭起来，不想去，可是没办法。国民党抓壮丁是很恐怖的事情，如果你不是很听话，他们就会4个人用力架着你一个人，卡住脖子，让你一动都不能动。对那些不想当兵的人，他们都很凶，动不动就往死里打，那些不想当兵的人都被打得很惨。
我们先是到了福建莆田，后来又跟随部队来到金华。不过，具体部队的番号记不清楚了。
在义乌荷叶塘打日本鬼子
到金华后，我们部队主要是在铁路沿线挖交通沟、筑碉堡。后来，听说日本鬼子打来了，我们就开始准备和日本鬼子打仗。
起初，我们部队一路撤退，从龙游到桐庐，再到富阳、浦江，最后一直退到义乌。在义乌，我们获悉有日本鬼子驻扎在岭口，就去打。在路上，我们看到一辆兵车过来，以为是日本鬼子，就追着打。没想到，对方还被另一支国民党部队在追着打，因为我们都没有醒目的标志，看不出哪支部队，最后我们自己人的部队打了起来。荷叶塘的战斗损失惨重，两支部队一直打了4个小时，都以为对方是日本鬼子。
在那次战斗中，我的一只脚被打伤，受伤很严重。在国民党部队里，受伤严重，不能自己跟上部队的士兵，他们就不要了，扔下来让你自生自灭。
后来，部队退到后宅镇的河界村，听说日本鬼子又打来了，就又撤退到大陈镇三湖口村一带。部队撤退时就把我留在了河界村，身上盖了一件部队留下的大衣。
为生存当乞丐
我躺在河界村的时候，有村民看上我的大衣，想从我身上拿走，因为那大衣值8毛钱。我受伤严重，没有办法，只好拼命求他，不要把我的大衣拿走。
我求爷爷告奶奶求了两个多小时，才让那村民放弃了拿走大衣的想法。那是冬天，大衣被拿走的话，到晚上我肯定要被冻死的。
我觉得不能躺在那里等死，后来我就用手抓着地往前爬。那样的经历真是让人恐怖，我就那样拖着伤腿慢慢爬，爬到了一个名叫新殿的寺庙，一爬进殿里，我就晕过去了。
很久以后，我才醒过来，有个人对我说，你去讨点吃的吧，不然要饿死的。我一看天，已经晚上七八点了，我滚着爬到殿门口，当时雨下得很大，我就接那檐头水喝。后来我才知道，和我说话的那个人是个要饭的头子，叫老九。
新殿在后宅镇，当时叫后宅乡。在后宅，我遇到过两个人，他们对我很好，一个叫朱文忠，是当时的后宅乡长，他看到我受伤的样子后，就到当地的赌博场所要了几块钱送给我。我就把钱交给了那个要饭头子老九。
还有一个人是煮馄饨卖的，我爬到她附近时，她看到我的脚都烂了，这么可怜，就让我在边上坐一下，说弄碗馄饨给我吃。我当时就感动得哭了。
那时候，5元钱可以买一担稻谷，朱文忠给了我3元钱，可以买大半担稻谷了。但讨饭头老九只给我吃了三天，就要我再出去讨饭。老九是东阳人，殿里的讨饭人都归他管，不讨来饭上交就不能在这个殿里住。我的那件大衣也被老九拿走过，他说那件大衣可以让我三天不用出去讨饭。
我那时受伤的脚没有药医，整个伤口附近都发烂生虫了，有4只小鸡一直跟着我。它们别的都不用去找，只吃我脚上的虫子就可以了。
由于我是福建人，讲的话不是义乌话，那时候村里有人认为我是日本鬼子，要把我打死。还好，有人能听懂一点，说我讲的话和日本话肯定不一样。没办法，我只好跪下来求他们，求了很久，他们才没有把我打死。
那时候，我讨饭到后明塘村，由于脚上生虫，裤子反穿，样子很难看，有人就用扫帚来刺我，向我扔石头、抛东西，骂我是福建狗，不给我吃的。我只能一个劲地说好话……还好，村里有一个叫杨小妹的人非常好，她看我可怜，经常会给我饭吃。有时候，还会让我先吃一碗，再带一碗饭回去，给讨饭头老九吃。
当了三年长工，没得一分工资
到这些村里讨饭的日子久了，村民们都知道了我。后来，有人提议，说我还这么年轻，让我到村里一户人家“站年”好了。“站年”是义乌话，就是当长工的意思。我在那户人家当长工，一连当了三年。那户人家很凶的，长一丈二的水车，我踩到晚上8点多才回家。饿得要死，很想先吃一点东西再去挑水车回来，结果他就骂我，骂得很难听，我只好先去把水车挑回家，饿着肚子挑回家，整个人一点力气都没了。
在那户人家做了三年长工，我一点工资都没有。我老家在福建省惠安县涂岭乡陈日村，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山区，离最近的乡镇都有三四十公里，对外面的东西都不大懂，因此，我只会放牛，在义乌这边的农活，很多都做不来，当长工以后需要重新学。再加上我听不懂义乌话，所以大家都看不起我。在那户人家，我受尽折磨，清晨五六点钟起来就去搞水车，可是我技术不好，直到七八点钟还没弄好抽水，因此，连早饭都没得吃。
整天干活，还要挨打，吃不饱饭，我还不如继续讨饭去。于是，我就离开了那户人家。从那户人家出来后，我又继续讨饭，讨饭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了那户人家当长工。这一年，我有了4担稻谷的工资，结果拿回来才发现，有一半是掺了陈年的旧谷。这样，我就不去那户人家当长工了。
自愿报名参加抗美援朝
后来，有村民介绍我到莲塘村的一户人家去当长工。到了那边才知道，他们让我去当长工是有目的的。
原来，那时候每户人家抽壮丁都是有名额的，他们家收长工的时候，就想把我当作一个抽壮丁的名额。我知道后就发火了，我已经被抽过壮丁了，又不是这个村的人，干嘛要让我为他们去抽壮丁。于是我就回到了后明塘村。那时候，除了抽壮丁，国民党部队还要征兵粮，我不是后明塘村的人，不能住在后明塘村。我就说，只要不让我去抽壮丁，我住在后明塘村，我的征兵粮可以多交一倍。
这样，我就到杨小妹家去当长工，成了后明塘村的一名雇农。杨小妹对我很好，我在杨家当长工，积攒了20多担稻谷。
我在莲塘村当长工的这户人家是一个地主，土改时分田地，他家因为房子多，害怕，就分给我一间，这样就可以在评的时候不成为地主。所以，我就有过一间房子。后来，他家的成分变成富农，就把房子又拿了回去。我又一无所有了。
后来，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村里召开动员大会，我想我就自己一个人，没有家庭，又没有房子，就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有惊无险
抗美援朝期间，我们部队是华东军区第一野战军三营四连。我们先一路开到石浦，在那里，我被挑出来去筑碉堡，碉堡主要对准台湾。后来，我们不做碉堡了，说是要到朝鲜打仗了。作为华东战区最强的部队，我们全部坐火车奔赴朝鲜，跨过鸭绿江。那时候，一个人有15斤米、4颗手榴弹、一个水壶，身上捆满了东西，我们要徒步走过摩天岭，唐朝薛仁贵大破摩天岭就是我们走过的这个地方。
走了三天三夜，我们才走到朝鲜阵地。那时候，我们的帽子上和衣服里，都有部队番号、名字等身份证明。万一死了，他们会就此确认身份。
翻过摩天岭，我们碰到了朝鲜人，可是我们都听不懂他们的话。我是步兵，因为不识字，不能当军官。我当过炊事班班长，有好几块功勋章。我在部队里很会做事，只要有事情，我都会第一个去做。
连续行军三天三夜，不少人走得血肉模糊，我的情况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一直干活，习惯了。上甘岭，我也去过，不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是发生在我们之前的部队。
我们的部队是很有名气的，作为增援部队，我们冲过鸭绿江，美国佬就害怕了。金日成的部队和第一批志愿军过去以后，我们沿着同一道山坳过去。我们过去以后，主要就是谈判了，美国佬说我们至少要撤退3个师，我们这边的参谋长就说我们可以再撤退7个师，震慑住了对方。
我们参谋长很聪明，他说再撤退7个师，其实只是把部队扩大起来，原来3个连一个营，改成4个连两个营，这样叫做减少军队，扩大部队，就是把部队师的数目扩大了很多，明摆着撤退10个师，其实只撤退了五六个师，把谈判的不利因素抵消掉了。
复员后落户
义乌后明塘村
抗美援朝结束后，部队要求全部复员回家，我不肯回去。因为我没有家，福建没有，义乌也没有。那时候部队的政策是哪里来回哪里去，我只好先回到义乌民政局。
在民政局，我待了半个多月。别人家一到义乌就有家属来接回去，只有我没有地方去，只能待在民政局里。土改以后，杨小妹家的田地没有了，她为了生活，把原本属于我的20多担稻谷都卖了。她知道我回来后，就给了我一间房子，让我回到后明塘村。就这样，我成了后明塘村的一个村民，和大家一样，也有土地可以分。
我的脚上受伤，现在都有腐烂的地方，吃菜只能吃素菜、豆腐等，如果吃肉、鱼等会“发”的东西，就会腐烂加重。我看电视上说，金华有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士现在也有这样的情况。
晚年生活过得不错
“文革”时期，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官的人是要受批斗的，当兵的就没事。我属于雇农，我的儿子女儿读书的学费等都可以减免，我还作为雇农代表到台上去忆苦思甜。
因为我是雇农，大儿子还被推荐读过高中。那个年代，因为要靠推荐，村里只有三个生产队队长的儿子和我这个雇农的儿子能够去读高中。
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生活都过得很好。现在我也有一个月1000多元的补贴，过过日子是没有问题的。
我的妻子叫洪春兰，今年80岁。抗美援朝回来后，我们结婚，当时我32岁，妻子才20岁。我们是杨小妹介绍结婚的。
现在享共产党的福，村子经过旧村改造，造起了新楼房，儿媳妇很孝顺，把租金最高的二楼让给我们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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