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10月17至18日，中国非洲史研究会2015年年会暨“中国与非洲：发展战略的对接与交融”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师范大学召开。会上，中国驻厄立特里亚、卢旺达前大使作了题为《非洲学者关于非洲发展的看法》的演讲，受到与会学者的好评。以下为演讲全文，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今年9月，我赴南非参加中非智库论坛第四次会议，感受颇深。 一、与会非洲学者强调非洲国家应该自主掌握发展进程 筹备会议时，我们提议讨论2015年以后非洲发展的趋势及其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中非关系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15年后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基本上是谈“国际关系”的时髦话题。后来，南非外交部深度参与，坚持要“主导”议程设置，苏克拉尔副总司长建议增添两个议题，一是讨论非洲联盟的2063发展规划，二是比较研究非洲乌班图思想与中国儒家思想。他强调，今后一段时间，中非合作的规划应该对接非洲2063发展规划以及联合国的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 非洲与会者的发言涉及2063规划的地方较多，有的乐观，有的谨慎，也有列举过去非洲拉各斯计划等大陆性规划均为虎头蛇尾，因而担忧2063规划重蹈覆辙。但是，大多数非洲学者有一个看法相当一致，认为非洲国家需要改变过去总是抱怨外界不支持非洲发展的“怨天尤人”心态，不仅要继续努力借鉴别人的发展模式，还应提出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战略，制定务实有效的发展政策，在相关政治制度方面进行某些改进，以便调动本国民众的积极性。他们特别强调发展本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学习他国的经验时要考虑到本国的能力和现实，以及民众的要求。关键是调整本国的发展模式，提高政府协调不同利益和动员民众的能力。 他们还提出需要反思非洲自身的价值观，认为独立几十年来，非洲国家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少有共同的价值追求。由于非洲的文化受殖民统治或外部的过多影响，非洲知识界没能挖掘和重新塑造本土的价值观，主流文化往往不是源于本土历史和文化，而是盲目照搬欧美思潮，或者照单接收欧美学者专为发展中地区“设计的理论说法”。非洲有待形成借鉴本土文化精华的系统化理念和思想，要用非洲价值观来指导经济社会发展。 二、非洲一些国家有意自主推进工业化 有些非洲学者十分强调国家必须更加积极地主导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非洲与外国、国际金融机构和域外地区组织的合作不能总是听别人的建议甚至指挥，要有自己的主见。政府应该引导和指导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和转型，根据本国的经济规律搞发展，包括因地制宜地发展产业；着重培养一大批应用人才，调动各方面的智慧。 多数与会者提到要发展适合本国实际的制造业，如埃塞俄比亚的农业引导的工业化，侧重农牧产品及经济作物的加工。也有人认为，非洲不一定非要追随欧美、亚洲过去几十年搞重化和机器制造业的老路，而应该利用新兴技术跨越式前进，有条件的国家可以搞制药、新能源产业，甚至直接搞服务业，包括利用信息技术发展金融服务业。 三、非洲学者对中国发展经验的了解深度有加 与过去相比，非洲学界对中国和东亚发展经验的了解和分析更加全面，进步颇大，也比欧美一些学者更加客观。令人欣慰的是，有些非洲学者比较好地利用了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及留学生和博士后培养等机制，以及各方面专业人才的培训、考察访问等双方人文交流的合作平台，多次到中国考察，了解情况，不仅到访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有些人还深入到中国中西部地区，走的地方不少，了解到我们的政府主导和宏观调控、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促进社会转型，以及沿海地区利用外资、建设特区、发展加工业的情况；有的学者关注我们加强执政党建设、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干部绩效考核任用等作法有了更广泛和深入的认识。肯尼亚、坦桑、赞比亚的几个学者还能根据本国情况提出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有人提出，中国的一些作法在埃塞俄比亚可以尽快借鉴，但在其他一些非洲国家则须首先完成本国的社会政治磨合之后再试行。可以看到，这些非洲学者对中国了解和研究比较深入，谈起来如数家珍。 四、几点联想 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合作的关键在于尊重非洲的主导权。[1][1]这是杨洁篪国务委员刚就“三方合作”讲的。其实，中非合作何尝不应如此？ 欧美、中国与非洲的“三方合作”喊了多年，但是，除了个别案例以外，从未见过三方坐在一起“共商”，大多是欧美先和中国谈，然后各自与非洲谈，搞成三个“双边”。非洲很有意见，说既然你们要搞三边合作，为什么不和我坐下来谈？背着我你们要做什么？ 我们一直说要遵循“非洲需要，非洲同意，非洲参与”的三原则。但是，如何判断“非洲的需要”，往往还是欧美和中国方面的想当然，不一定是“非洲的需要”。过去十来年，非洲方面也一直希望我们准确地了解非洲需要什么，如何照顾非洲的关切，如何尊重非洲的自主精神。 今年，我们不止一次提出在“非洲同意，非洲提出，非洲主导”的原则指导下，开展三方、多方合作，同国际社会其他伙伴合作支持非洲发展。[2][2]后边这八个字的变化来之不易，我们多年来反复建议。我们现在建议由非洲来提出相关倡议，由非洲来主导，因为他们最了解情况。就像非洲人说的，我们欢迎你们来搭乘非洲发展这辆车子，但既然是在非洲土地上开车，就要由非洲人来驾驶。这话很有道理，因为搭车的总是不如司机更了解当地路况。即使单从“三方合作”来讲，这也更能消除非洲的疑虑，否则他们总是怀疑欧美人拉着中国要干些什么“不透明”的事情。 如果这个新三项原则能够推广到中非合作、南南合作上，则更好。 近年来，非洲人愈加强调主导非洲的发展，而我们有关部门和企业如果还是不区分具体情况地一味坚持“以我为主”，双方都要“为主”，难免产生矛盾，至少表面不多说，内心有意见。我们需要更具体地理解和重视非洲的一些利益关切，合作中要真正落实“共商、共建”的原则，“共同发展”也要真正落实到项目的选定和实施上。首先要通过实地调研去了解非洲的真实需求，才能认识和理解非洲的发展阶段，才能尊重非洲当前的发展规律，才能有效地提供帮助。 进而讲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也是这个道理。没有对非洲实际情况的了解和理解，不可能真正尊重非洲的文化和理念，不可能做到不同文化互学互鉴。我们国内有不少人，包括从上到下的实际工作者和学者，并不真正了解非洲，甚至内心里还是看不起非洲，不想去了解。我们的第一份对非政策文件十年前就提到了中非要“在文化上交流互鉴”，但真正明确提出各种文明都有自身的特点和长处，要互学互鉴，还是习近平主席近两年才提出来的。 我们对非洲的研究和做法也应该跟上非洲社会深层的发展和变化。文明互学互鉴，不仅可以从非洲民间发掘协商一致的基层民主，现在的非洲国家治理也有可学之处。 非洲有一些政党及其领导人在探索本国发展道路上颇有体会，如埃塞俄比亚执政党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 十几年前，我们问他们如何考虑发展国家，他们并不急于回答，只是说，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一套不一定适合埃塞。过了几年我们又去问，他们谈出一套自己的想法，一是强调要有一个高效有力的政府主导发展，但是要发展和坚持市场经济；二是国家出钱出面组织搞基础设施建设，因为私人部门不会在这些方面有什么投入；三是政府要有定力，制定一套政策之后，应该锲而不舍地狠抓落实。具体到埃塞这样的农业社会，需要通过发展农牧产品加工来搞产业化。 最近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总理的顾问阿凯贝·奥库巴[3][3]撰写了《非洲制造》[4][4]一书，他的研究以问题为导向，通过三个案例分析研究非洲的发展路径。他列举了埃塞花卉生产从无到有，再到大量出口欧洲；水泥生产大大提高发展；而制革业企业主害怕竞争，没有提高技术含量和加工层次而得不到发展。 我在赴南非开会的路上与亚旳斯亚贝巴大学的两位学者交流，他们提到在前不久召开的埃革阵党代会。与在多党风潮中靠学习外国经验和选举上台的东南非国家政党不同，那些靠武装斗争赢得独立或平息内战建立政权的国家，有些执政党日益成熟，如埃革阵在1991年建政时党员不到10万，而这次党代会宣布该党已达600万党员，说明该党基本力量大有增加。据我驻非盟使团的同志讲，他们到埃塞农村去参观，看到农舍的墙上有该党手写的宣传口号，工作已经深入到基层，很接地气。 埃塞学者说，这次党代会把有不同意见的埃塞前外长塞尤姆等人请回执行委员会，担任要职，同时也保留了有自己想法的梅莱斯夫人等老党员。据说马里亚姆总理回顾自己接过已故总理梅莱斯的班，起初遇到不少困难，认识到党需要建立工作机制，培养一批今后可以领导国家的领袖人物。他看到仅靠一个强人去领导国家和民众并不牢靠，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来领导。埃革阵召开党代会的同时，其核心成员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以及其它三个成员党阿姆哈拉民族民主运动、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和南埃塞人民民主阵线也各自召开党代会，产生新的领导班子，也是新老领导人物相结合。这次是梅莱斯逝世后和今年再次赢得大选后的一次重要会议，几个党通过协商达成一定程度的一致，形成领导国家的核心力量。 卢旺达爱国阵线也是吸引其它几个“友好政党”参政，不仅让他们在议会发挥作用，而且安排他们担任部长等政府要职。卡加梅有点“托古改制”的做法，利用本土传统理念和文化来解决当前的一些问题。例如每月最后一个周六的乌穆干达，一般译成“集体义务劳动”，实际可以讲是民众议政、共商发展的一种民主做法。我参加过几次，每次劳动只有两个小时，更多时间是群众和领导，从村长、区长直至总统、总理，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如何促进本地发展，尽可能达成一致意见。之后还要开展一些文化活动，以更好地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卢旺达还对干部进行考察并根据政绩进行干部轮岗。司局级以上的干部每年都要与卡加梅总统签订政绩合同。给贫困群众提供一定的生产资料，通过劳动来脱贫，实现发展。这些治理方法在卢旺达王国的几百年里，国王就是这样做的，卢旺达语里都有固定的词汇。所以卡加梅到基层，用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语言，用卢旺达的传统习俗去讲，很容易得到老百姓的理解和共鸣。 作为政党和领导集团，其领导人需要形成新老交替的机制。最近坦桑革命党推出的呼声最高的总统候选人，这个工程部长勤政廉政，深入基层和民众。他原本不是党内核心人物，但民望较高，通过党内选举脱颖而出。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也是如此，新一代领导接班比较顺利。这些非洲政党在扩大党的社会基础方面也有新的探索。 这些非洲国家的做法对我们也能提供许多启发和借鉴。中国学者如能像非洲学者那样研究中国问题做到全面客观，并有一定深度的话，那对我们促进中非关系会有很大帮助。 9月出席中非智库论坛会议的非洲学者对中非关系的看法和评价，与原来我们国内想象的不尽相同，比我们一些学者估计的要好。赞比亚、津巴布韦、肯尼亚等国学者历来对政府多持批评态度，对中非关系，特别是我们在非洲的一些项目和中资企业啧有烦言，但这次会上那种不了解情况、刻意挑毛病的发言比前两年少。相反，他们能够拿出大量数据和例子来说明中国发展对非洲发展的好处。他们不是仅仅泛泛称赞中国，而是对中国的实际有所了解。重要的是，他们并未拿一些例子片面地看中非关系，甚至没有过多拿在非洲的中国企业说事，而是对中国发展的经验提出很多观察和分析，颇想了解和学习对非洲有益的中国经验。 而且具有这种认识的非洲学者日益增多，如在这次会上，赞比亚、坦桑、肯尼亚等国学界都在酝酿建立研究亚洲和中国的学术机构，以加强对亚洲和中国发展方向的研究。他们明确讲，需要深入研究中国本身，而不仅仅是中非关系。 这与我们一些学者对非研究方向有所不同，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学者在研究非洲本身方面，包括当前的现状，还要更加努力。即便是为了对非洲人“讲好中国的故事“，为了与非洲交流互鉴发展经验，也首先需要真正了解非洲实际，否则难以做到有的放矢，达不到预期效果。 最后，讲两点希望。 一是现在中国关注非洲的学者开始多起来，关注的领域和国别也多起来，这是个好现象。但是不宜满足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中国学者还应该多读一点文献，特别是非洲人写非洲的书。有些学者对非洲的成见颇多，不经意间常有所流露。这次智库会上，中方有学者介绍欧洲与非洲合作的“经验”，认为中国应该与欧洲合作“援助”非洲，当场就有几个非洲学者持不同看法，并且明确说“这种讲法和欧洲人的一模一样”。不深入了解非洲人心目中的非洲历史，很难了解非洲的现在，“不知魏晋，何以论汉”，又如何建立互信，如何实现有效交流与沟通。 二是现在去非洲的中国学者逐渐也多起来了，也是个好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在非洲国家待的时间再长一点，每年多去几次，多待几个月，并且不限于非洲国家的首都或大学，而是走到乡镇和工厂，可能更有利于沉下去、接地气，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才能有我们自己的说法。有些非洲学者开始这样来研究中国，中国学者也应该借鉴这种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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