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去没有中国人的地方支教
金华女孩方芗，19岁，北京语言大学日语专业大一学生。暑假期间孤身前往非洲喀麦隆一个“没有中国人的地方”支教，目前正值埃博拉病毒在西非肆虐，这让方芗的志愿者之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方芗说，她从小就对非洲十分向往，不过那时候的自己对非洲的印象仅仅是埃及这座文明古国。
今年年初，她加入了AIESEC组织。在申请海外志愿者计划项目时，她毫不犹豫地申请了非洲的项目，“想法很简单———这是我从小就向往的热土，我要去实现这个夙愿。”可是，具体申请去非洲哪个国家时，她犹豫了。最初的想法是去埃及，她父母也一直这样想的。“可当时有一个声音不停地告诉我，去埃及，可能会和许多同学一道而行，人都是有惰性的，一旦身边说中文的人多了，自己就不会去用英语交流，更别说学习其他的语言。”
除了见识外面的世界，这一次的非洲之行，方芗也希望能锻炼自己。“那就去一个没有中国人的地方吧。”于是，她申请的目的地从埃及变成了喀麦隆。
改变目的地的事，把方芗的父母吓了一跳。无论是当地的生活条件还是治安状况，埃及都算是非洲不错的国家，是可以让父母放心的。至于喀麦隆，父母有点担心。
很快，她提交的喀麦隆海外志愿者申请得到了当地AIESEC分会的同意，对方给予她一天的时间考虑是否前往。给予答复的那天晚上，方芗不停地给父母打电话，一次次地催促他们做决定。
在做最后的决定前，她妈妈再一次上网查阅了关于喀麦隆和AIESEC的相关情况，得知喀麦隆的确十分需要AIESEC的海外志愿者……最终支持了孩子的选择。
7月13日，从北京回到金华，方芗在家里只待了两天，便踏上了前往非洲的航班。“做出去喀麦隆的决定，是经历了一段由冲动到理性的转化过程，并最终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挑战自己。”方芗说。
B 女儿说———
20小时没合眼来到支教的非洲小村
赴喀麦隆做志愿者的行程并非那么一帆风顺。第一场出乎意外的挑战，就是前往所支教的村子———巴甫萨姆城的下属村的路途。在喀麦隆的首都杜阿拉机场，当地的AIESEC分会成员接上我，把我送上前往巴甫萨姆的大巴后，就离开了。
当时已是深夜，天下着雨，我登上大巴后，车子并没有按时起程，而车子已经满得再也挤不下一个人。面对车子晚点，当地人十分淡定，他们大声地说着话，一点也不愤怒，车子里嘈嘈杂杂的。大概拖延了1个多小时后，身材瘦削的大巴司机才上车启动车子。
沿途没有路灯，车子严重超载，我挤在人堆里，担心车子发生意外，紧张得不得了。一路上车子颠簸得厉害，已经20多个小时没合眼的我，终于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到达巴甫萨姆，天已经亮了。在找到网络后，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我在非洲的第一条信息：“我还活着！”
1点开课，3点人才到齐
在支教的村落待了两天后，我发现，在这里，孩子们不守时是常见的现象。在当地，我主要教孩子们学习中文和英语。按计划，我的开课时间是下午1点，需等孩子们到齐了才可以上课。而现实是，每天等到孩子们到齐时，已将近3点。
等我上完课，其他志愿者仍在上课，我不能先行离开。当我们志愿者一行回到村中住的地方时，大半天的时间就这样磨磨唧唧地过去了。作为一个外来的短暂的停留者，我知道自己无力去改变，只好有底线地去妥协。
埃博拉让人感到不安
在村里的最初两周，我是AIESEC志愿者来当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它的确实现了我“想去一个中国人也没有的地方”的想法。可现实并不美好。
大概从两个星期前，我开始陆续地收到朋友发给我的留言：埃博拉病毒肆虐西非，你在当地要小心。而在非洲的志愿者微信群里，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谈论这件事。
可是我支教的地方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也没有听说出台什么防范措施。看微信群里大家讨论埃博拉病毒来势凶猛，消息闭塞的我感到有些不安，再和父母联系时，我让他们全面了解相关情况。
不顺畅的语言氛围，不方便的上网环境，在巴甫塞姆生活的我终于体验到了孤单是什么滋味。
在埃博拉病毒流行的日子里，家人给了我许多精神鼓励。妈妈在微信上给我分析，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体液传播，我所在的国家与病毒暴发地中间相隔5个国家，要传播没那么容易。她还告诉我：“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支持你马上改签回国。”
在巴甫塞姆待了两个星期后，村里终于来了一个中国籍志愿者。渐渐的，志愿者圈子越来越壮大，如今共有10多位志愿者，其中9个是中国人。“还是有国人在身边比较有安全感和归属感，有他们在，很多事情做起来会方便很多。”
C 母亲看———
女儿的非洲之行
女儿在申请AIESEC项目之前，和我们商量过她要申请去埃及。可结果她告诉我们，她换了地方，打算去喀麦隆。这突然的转变，让我们措手不及。一开始我们不同意她的决定，最主要的担心就是一个女孩子在外的安全。一直以来，女儿是比较有想法的孩子，她跟我们分析了去喀麦隆的原因，而她分析的理由不无道理。
最终我们支持了她的决定，但我们和她说好了———随遇而安，不行则退。毕竟，一个人在外，安全最重要。
女儿从上海出发两天后，我们才收到她在机场发来的短信：我已平安到达。可接下来两天，我们又没有了她的消息，再看到她的消息时，就是她在微信朋友圈里发的———“我还活着”，当时我心里真有一番说不出的滋味。
原以为她到了所支教的村，办理了当地的手机卡，一切会变得安心点，可最近在西非肆虐的埃博拉病毒又让我们的心悬着了。看得出，她在那边也有点急，因为上网不便，当地消息闭塞，她不了解埃博拉病毒到底是怎样的情况。
而我们一查也吓一跳，才知道埃博拉病毒有这么危险。除了庆幸喀麦隆当地还没有发现感染者，我还特地拿了尺子在地图上量了疫区和喀麦隆的距离，大致确定两者之间的距离就如新疆到金华的距离。从地图上看，它们之间还隔着5个国家。我安慰女儿：“各国之间需要签证，人员流动不是很快。你不要担心，你现在待的地方是安全的。”
话虽这么说，女儿距离疫区的距离要比我们与疫区的距离近得多。现在，我每天都要上网浏览一番埃博拉病毒的最新情况以及非洲当地的其他新闻。一旦有危险，我们就打算劝女儿提前回国。
虽然一路有惊险，但女儿的这次非洲之行仍是值得的。这其间，她和我们的联系要比在读大学时频繁得多。平常女儿并不经常打电话回家，可现在她都会主动联系我们，主动与我们分享在非洲的生活，短短几天，小姑娘变得成熟了许多。
如果说，下一次，她还要经历这样的历练，我想我们依然会支持。就如她这一次对世界的认识，是在国内、在家里怎么也体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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